陈丹的博客FBI与苹果的争论继续发酵。到底苹果应该继续抗争，还是应该妥协？它应该帮助FBI解锁枪击案凶手的手机，还是保护用户隐私拒绝配合FBI的工作？前FBI主管、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中心和国土安全高级研究员大卫·戈麦斯（ David Gomez）最近在CNBC刊文力挺FBI，他认为FBI的要求是有限度的，与其抨击FBI侵犯用户的隐私，不如去抨击企业（比如苹果谷歌），因为每天无数用户会将个人信息自动提交给企业，企业侵犯侵私的行为比FBI严重得多。
苹果与FBI就破解iPhone问题发生争执
下面是文章全文：
如果苹果遵从FBI的请求，为别人入侵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法鲁克（Syed Farook）的手机打开方便之门，FBI就可以进行所谓的“暴力破解”——利用超级电脑尝试几百万个安全密码并最终成功解锁手机。如果不对操作系统进行修改，FBI最多可以试10次，一旦失败了法鲁克手机中的数据将再也无法恢复。
关于这件事苹果的主要法律依据在于：法庭没有权力下达命令强迫企业为当局提供专用软件。另外，苹果CEO库克（Tim Cook）还向客户发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此决定，库克担忧解锁软件会落于坏人之手。
“FBI可能会用不同的辞藻来粉饰工具，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：开发可以绕过安全功能的iOS绝对会创造一个后门。尽管当局部门会说他们只在本案中使用，但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不失控。”
作为一名前FBI特工，我一直主张要敬畏法律、拥护宪法。在工作期间，我曾花了不少时间接受法律培训和进修，学习时我们讨论了《人权法案》、《第四条修正案》和搜查扣押法律上诉的现状。
作为一名FBI特工，我们被告知：如果有合理的根据相信证据存在于房子的某个地方——在本案中证据存在于设备，想拿到搜查证并不会很困难。充分可信的条款由什么构成需要由独立地方法官来确定，他会评估事实，这些事实会写到一份宣誓书中。
作为一名现任安全战略家和顾问，我不得不扪心自问：就iPhone安全问题向当局妥协以换取一个形同虚设的保证——即当局会保护我们免受恐怖袭击威胁，我应该支持这样的做法吗？邪恶的当局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恐怖袭击，却热衷于监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苹果与这样的邪恶当局对抗，我应该支持它吗？
我认为，当局干预个人隐私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公共政策问题，而苹果和电子自由基金会(Electronic Freedom Foundation)却试图让你相信是这样的。每时每刻，普通民众自愿将个人信息交给社交媒体，通过Twitter、Facebook、Instagram信息提交。
在线广告商利用复杂的算法来分析我们在谷歌、火狐、Safari上留下的搜索痕迹，目的是深入掌握我们的个人习惯，它们说这样可以改良“我们”的购物体验。医疗保险公司、信用卡发行商、大数据聚合商也会根据我们自愿提交的信息制定生死攸关的决策。
通过Apple ID和iPhone，苹果对你的了解比你对自己的了解还多，但苹果不愿意承认这些：这正是苹果的伪善之处。尽管企业频频侵犯我们的隐私，但我们并不会大惊小怪，在我从事反恐反间谍工作的28年里，FBI侵犯隐私的行为比企业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如果公众因为隐私被侵犯而愤怒，他们应该将矛头对准企业（比如苹果和谷歌），而不是FBI。
iPhone的主人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、是ISIS的支持者，破解他的手机并不是要打开“潘多拉盒子”，并不是要将我们的个人信息交给翘首以待的黑客，破解也不会威胁到普通公民的隐私。相反，它还可能帮助FBI搞清法鲁克有没有同谋，从而可能保护公众避免遭遇进一步的袭击。
最终，一个意见不统一的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对案件作出裁决，在最终决定公布之前各方仍然会继续上诉。在这个特殊的案件中，FBI的要求是有限度的，我支持FB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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