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印度的劳工法律常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,现在莫迪总理则着力展示亲商的那一面。这一切或许让印度对富士康产生了新的吸引力。富士康和印度马邦当局签订协议,将在当地投资50亿美元建立新厂。富士康在国外早有工厂,规模都不算太大。中国工厂的竞争者是东南亚国家和印度。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得多,只是由于配套成本比中国高,才使富士康迟迟留恋中国。
最近郭台铭走访了印度多个邦省,并表示未来将在印度有更多投入。这一幕早年曾在中国出现,现在转移到印度,激发起来的情绪非常复杂。
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,这固然是富士康重心转移的原因。往深里说,恐怕还有其他。
自2010年跳楼事件以后,富士康面临的法律风险提高,很多加班取消。工人是自愿加班甚至希望加班的,那样可以多赚一些钱。加班不只受限制,成本也在提高。和多数工厂不同,富士康有加班费,日常加班费是每天底薪的1.5倍,周末2倍,节假日是3倍。加班费有时会达到工人薪水的60%。面对如此高额成本,富士康自然会对工作时间作出调整,除非紧急生产,他们会选择不加班。由于经常性地取消加班,这让富士康失去了吸引力,管理和招工难度加大。
很多人指责富士康“压低”工人薪资,依靠加班获取竞争优势。这种指责其实并无道理。代工行业的利润率并不高,素有“低端价值链”之称,并且还要面临竞争压力。不顾实际贸然涨薪,将使富士康成本上升,利润率降低,工厂扩张规模和速度都要减缓,富士康的潜在受益人群就会减少。
富士康是中国少见的为工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工厂。按照政策,需要连续缴满一定年限,员工才能拿到这笔钱。富士康作为代工厂,绝大多数工人都只是作为上升跳板,很多甚至还要返回农村。富士康为他们缴纳的钱,实际上变成有去无回的税收。除此之外,为了应付日益激烈的媒体批评和当局检查,富士康必须付出额外的成本。比如跳楼事件发生后,富士康厂区宿舍楼安装了防护网,并加强了安保管理。这些支出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防止员工意外,而是为了杜绝外界指责,改善公众形象。
另外的变量是地方当局亲商政策的变化。过去很长时间,当局可以采用土地和税收优惠吸引企业,对于新建项目予以配合便利。现在这一政策红利正在消失,而各地的劳工政策也正在日趋严格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虽然上升,不过还有基础设施良好、物流方便、产业链发达等优势吸引企业留驻。年轻人口的大量减少,则让企业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可逆转。印度则刚好相反,他们有大量的年轻人,人口红利突出。过去印度的劳工法律常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,现在莫迪总理则着力展示亲商的那一面。这一切或许让印度对富士康产生了新的吸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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